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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总纲《田中奏折》是被伪造的还是日本不敢承认
发布时间:2021-10-28

  在日本侵华史上有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关于这篇奏折的真伪,至今依然争论不休。

  主张《田中奏折》是伪造的几乎都是来自日本的军政界人士和部分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提出的论据有以下三点:一、当时的日本的军政界人士都极力否认这个奏则的存在,因为他们是当时的亲历者,所以他们的否认是值得认可的,比如当时的外相重光葵就多次表示“我与前首相(指田中义一)关系颇为密切深知该奏折决非真品”;二、这部奏折存在的内容疑问非常多,大概有以下10点。

  1、《田中奏折》提到已经去世的元老山县有朋出席了为签订《九国公约》而举行的御前会议(《九国公约》的签订是在1922年2月6日,而山县在1月已经过世)

  5、《田中奏折》提到“已故福岛关东都督之长女,因献身于皇国起见,以金枝玉叶之身而就未开化民族之图什页图王府为顾问”,而福岛的女儿从未去过蒙古。

  6、1915年竣工的吉海铁路,在《田中奏折》呈上的1927年7月就已经通车了。

  7、《田中奏折》提到“今年将在东京召开国际工业电气大会”,而在1927年并没有举行这样的会议。

  9、“金枝玉叶”系民间用语,而且“十把一束”、“帝国主义”、“四头政治”等等与奏文极不相称的文字和用词,也不在少数。

  10、奏文本来是不举姓名由宫内大臣转呈的,但是《田中奏折》却出现了宫内大臣的名姓,与上呈奏折的形式有违。

  正是因为这些冠冕堂皇而又“细致入微”的理由,日本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杂志中,利用一些所谓日本学者的文章得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并在日本国内对《田中奏折》作出了盖棺定论的结论。

  但是,在世界史学界和中国史学界却根本没有承认日本着单方面的结论。他们依然在不懈的努力,为证明《田中奏折》的真实不断努力。

  但是有两个方面于这些正义的人们的工作极为不利,一、在1945年美国对东京的大轰炸中,日本皇室书库库内被战火焚毁被焚烧的重要资料不计其数,《田中奏折》极有可能被焚毁;二、在“东京审判”时,美国方面提出《田中奏折》无法断定真伪,没有作为对日本战犯审判的证据。

  那么结合各种资料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来一点点的分析待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反驳日本的论据。

  首先,看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将《田中奏折》列为重要的,审问日本战犯的证据。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田中奏折》被证明存在,那么日本的裕仁天皇的战争罪就无法推卸。为了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行将代表所提出的将《田中奏折》作为罪证的要求给压制。原因很简单,美国人的利益。“早在1945年10月,提交给麦克阿瑟一份简短的备忘录中,约翰·E·安德顿少佐就列举了保护天皇的关键要素“为了保证和平占领和复兴日本、防止革命和的利益,对所有欺骗、威吓和胁迫下做出宣战决定,以及对随后发生的有关天皇立场的事实加以整理。”“如果这些事实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辩,那么就(应该)采取基金行动,阻止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控告和起诉”(《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田中奏折》是最有效的起诉天皇罪证的证据,所以必须“否定”。

  其次再看,日本那些否定这个“奏折”存在的军政大员们。他们的极力否定,不过是欲盖弥彰。试想,这些军国主义分子,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东亚人民鲜血的战犯怎么会承认证明自己罪行的重要文件呢。而且,就是一些日本的军政要人也在只言片语中证明着《田中奏折》的存在,就是那个对外一直宣称奏折不存在的当时日本外相“重光葵在他的著作《昭和之动乱》中,曾写道他向田中查询奏折的情况,田中答复‘谓非出本意’”这个答案其实肯定了奏折的存在,不过不是按照田中义一本人的意见写的,只是根据东方会议精神写的;另外,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也在供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日本非败于兵力财力不足,实败于一纸《田中奏折》。”如果有人用这些言语不具有权威性来否定,那么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证据就是在《田中奏折》被中华民族的英雄蔡智堪先生成功盗取后,日本当局将皇家书库官吏山下勇以下的28人全部免职,当时日本报纸也曾以大标题报道“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这个山下勇是谁?就是秘密带蔡先生进入日本皇宫的那个人。试想,如果这个奏折不存在,日本又何必对这些官吏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惩罚的时间,却是在中国成功盗取并对外宣布《田中奏折》之后,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最后,在来看所谓的内容上出现众多错误的问题。其实,文章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细小的失误,其实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抄写和翻译上的失误。蔡先生是六月前往日本皇家图书库盗取《田中奏折》的,所用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夜晚,采用的方式是用碳酸纸拓印。时间紧张,工具落后,所需要盗取的文件却长达67页数万字之多,出现一些偏差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日本用来反击的所谓证据中也有一些是经不住推敲的。

  1、“奏文本来是不举姓名由宫内大臣转呈的,但是《田中奏折》却出现了宫内大臣的名姓,与上呈奏折的形式有违。”

  《田中奏折》全称是《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明积极政策函》,在中国最初的简称也被翻译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堆满蒙积极侵略政策的奏章》,后来被我国更为简便的称为《田中奏折》。其实,这个所谓的奏折根本不是正式的奏折,不过十1927年“东方会议”个方面材料汇总后上交裕仁的一个综合报告。所以出现所谓的不符合奏折规范的东西是非常正常的。并且在日本的“大正”年间之后,奏折就不再有什么固定的格式了。既然大家都没有格式,为什么要以格式来作为推翻《田中奏折》存在的原因呢?

  2、“《田中奏折》提到已经去世的元老山县有朋出席了为签订《九国公约》而举行的御前会议(《九国公约》的签订是在1922年2月6日,而山县在1月已经过世)

  这个其实日本的所谓学界在玩文字游戏。虽然,《九国公约》是在2月6日签订的。但是美国向各方发出参见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是在1921年7月12日,会议的召开时间是在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的跨度长达7个月,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是日本的外交官在华盛顿唇枪舌剑,在国内裕仁也会召集各种各样的御前会议来商讨政策。最为日本政坛上最为重要的元老山县有朋怎能不参加关乎日本国家命运的会议?当然,他无法看到《九国公约》的签署,但是他的意见绝对可以在日本所获得的利益中的大体现。

  3、“《田中奏折》提到“已故福岛关东都督之长女,因献身于皇国起见,以金枝玉叶之身而就未开化民族之图什页图王府为顾问”,而福岛的女儿从未去过蒙古。”

  的确,这个福岛的女儿是否去过蒙古仍然需要考证。但是这位蒙古王爷却是被日本收买。中国政府在获得《田中奏折》后,逮捕了这位蒙古王爷,这位蒙古的王爷也的招供和《田中奏折》中所记载的东西几乎毫无偏差。这位蒙古王爷就是伪满时期的“兴安岭省”的省长叶喜海顺,他的侄女就是日本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由于其继母是皇族获得日本的贵族身份,所以那位长女很可能是川岛,只是笔误或资料错误。

  当然,其他一些细节性的东西,由于我的史料有限无法来查明。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证据却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日本后来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日本后来的政治军事行动,几乎就是按照《田中奏折》中的措设来执行的。如果《田中奏折》出现在1945年之后,那么是伪造的可能性极大,但是《田中奏折》在1929年就在中国被印刷成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开始流传。难道,日本的帝国精英们的才智如此低下,竟会被一个伪造的小册子所左右。按照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来进行侵华和南下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吗?

  由此可见,《田中奏折》是一部确实存在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无法看到文件。而日本的学者正要之所以否定它的存在不过视为了掩盖历史的真相,美化侵略。但是,历史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不论日本如何掩盖,也无法逃过历史的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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